优先股年内赎回1555亿元，银行资本工具“赎旧换新”提速

10月26日，“中信优1”完成摘牌，350亿元优先股在赎回后注销。这笔2016年发行的境内优先股退出后，中信银行境内优先股清零，该行也成为年内第6家走完赎回全流程的上市银行。第7家江苏银行把“苏银优1”200亿元的赎回日定在了11月30日。一年之内，七家上市银行、1555亿元——一场围绕其他一级资本工具的“赎旧换新”，正在低利率环境中密集上演。

一年赎回量已超上年全年

今年公告赎回优先股的银行共7家，合计1555亿元——光大银行(601818.SH)、平安银行(000001.SZ)、招商银行(600036.SH)、北京银行(601169.SH)、南京银行(601009.SH)、中信银行(601998.SH)与江苏银行(600919.SH)。前5家分别于2月11日、3月9日、4月15日、7月28日、9月7日完成注销，中信银行的350亿元在10月26日摘牌，江苏银行的200亿元尚待执行。

放在更长的序列里看，这个数字并不寻常。2025年全年，7家银行累计赎回境内优先股1118亿元，且直到下半年，赎回主体才从股份行扩散至城商行。今年总量较之抬升39%，节奏也明显前置——前3家在上半年即完成注销。(2025年另有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合计57.2亿美元境外优先股赎回，不在上述境内口径之内。)华源证券预计，全年赎回规模将落在1500亿元至2000亿元之间，集中释放的过程尚未结束。

集中退场之所以发生在此时，与条款设定的时间表有关。赎回权须待发行满五年方可行使，2025年至2027年恰好对应2014至2017年那批产品的首个可赎回区间。去年7月，兴业银行已一次性赎回三期、合计560亿元，算是这轮潮水的先声。

赎回的另一面是存量收缩。2019年是银行优先股的存量高点：8391.5亿元。境内累计发行35只，2020年1月之后六年再无新增发行，存量自此只降不升。目前存续规模约5148.5亿元；若江苏银行如期完成200亿元赎回，11月末将降至约4948.5亿元，较峰值缩水逾四成。

结构也在变。截至10月末，五家国有大行的境内存量优先股合计4000亿元——工商银行1150亿元、中国银行1000亿元、农业银行800亿元、建设银行600亿元、交通银行450亿元；对照11月末的预计存量，这一合计将占到八成以上。中小银行陆续退出后，这个市场正向大行集中，从“发行扩容”到“存量消耗”的转折已经完成。

不过大行未必跟随这一节奏。国有大行的单只优先股动辄数百亿元，退出一笔就得同步安排替代资本。光大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张旭判断，这类决策要放进中长期资本规划里权衡，币种、票息、替代融资成本与监管要求缺一不可，因此只能逐笔审定，未来也可能只赎回其中一部分。存量收缩仍有空间，但节奏未必是线性的。

成本差是硬道理

赎回最直接的驱动力，写在票面数字里。中信银行此次赎回的“中信优1”，票面股息率已由初始的3.80%重置至4.08%；该行2026年6月发行的永续债，前5年票面利率仅1.97%。招商银行的情况相近：今年赎回的优先股重置后票面3.62%，而6月15日完成发行的200亿元永续债，前五年票面利率1.99%。江苏银行“苏银优1”首个五年周期票面股息率曾高达5.20%，重置后仍有3.86%，该行2025年发行的两只永续债票面利率已分别降至2.05%、2.08%。

多数品种的新旧利差在1.5个百分点以上，但并非全都如此：光大优2重置后票面2.71%，该行两只永续债利率为1.99%、2.01%，利差已收窄至0.72个百分点。置换的紧迫程度在银行之间并不均等，固定溢价偏低的品种，赎回的性价比要打折扣。

这轮赎回的先后次序，业内普遍用固定溢价来解释。票面股息率由“基准利率＋固定溢价”构成，每五年重置一次：基准随行就市，固定溢价在发行时一次锁定、此后不再改变。把几只品种排开，差异一目了然——苏银优1为1.31%，2022年11月重置后票面仍达3.86%；招银优1为0.94%，重置后3.62%；光大优2为1.28%，重置后2.71%；农行二期高达2.24%，重置后仍有3.77%。条款结构一致、重置时点却分散在不同年份，成本仍能差出一个百分点以上，差的就是当年锁进条款里的那个数字。

比票面利差更深一层的，是两类工具的成本结构差异。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把2025年下半年以来的这轮集中赎回归为两股力量：一是“利率下行环境下优先股仍然维持高息，与低成本资本工具之间存在显著的成本差”，二是监管部门对资本质量的要求在提升。两者叠加，银行便有动力主动优化资本结构、压降财务负担。他还提示，优先股股息从税后利润中支付，不具抵扣效应；符合条件的永续债利息则可计入税前成本。

发行程序也拉大了效率差：优先股需经证监会与金融监管总局双线审批，完整周期往往长达一年以上；永续债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周期可缩短至数月。净息差则让这件事更紧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1.41%，虽较一季度回升1个基点，仍处2022年以来的低位，每一笔高息工具的置换，都直接对应着利润表中的成本节约。

资本接续与市场再配置

对银行而言，赎回并非简单的“减资本”，而是一场有约束条件的置换。根据发行条款，行使赎回权的前提，要么是以同等或更高质量的资本工具替换被赎回的优先股，要么是赎回后资本水平仍明显高于监管要求。多数银行因此采取“赎回＋新发”的接续模式，在退出高息优先股的同时同步发行永续债。

接续的效果可以从中报得到印证：中信银行2026年6月末一级资本充足率10.98%，较上年末提升0.08个百分点；招商银行同期一级资本充足率16.59%，同样上升0.08个百分点，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反而下降0.09个百分点——按两者相减计算，其他一级资本这一层由2.35%升至2.52%，恰是被补厚的那部分。监管审批以资本指标达标为前置条件，从源头约束了赎回可能带来的资本缓冲消耗。

但影响不止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对优先股持有人而言，曾以4%—5%股息率获取稳定收益的资产正在批量消失，本金回笼后的再配置成为现实压力；依赖优先股增厚业绩的银行理财与资管产品，则面临优质高息资产供给收缩的挑战。本刊分析认为，配置策略需要向多资产、多策略框架迁移。

供给重心也在移动。华源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廖志明的逻辑起点是溢价：溢价锁得高，未来付息就贵，银行换券重发的冲动自然更强。落到工具选择上，这意味着其他一级资本的新增供给将继续向永续债集中，永续债在同层工具中的占比也会随之抬升。

从更长的周期看，银行优先股的退潮并非资本补充能力的削弱，而是资本工具选择集在利率下行与市场深化背景下的自然切换。优先股在2014年至2019年间承担的历史功能——在永续债大规模运用之前补充其他一级资本——已由更便宜、更便捷的工具承接。真正需要观察的，不是存量数字的下降，而是置换之后的资本结构是否更可持续，以及那些释放出来的资金能否在重塑的资产谱系中找到匹配风险收益的新锚点。